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排名（世界十大数字经济国家精选）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排名（世界十大数字经济国家精选）

　　

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93%的经济体将陷入经济大衰退。在此大背景下，逆势而上的数字经济更加表现出其强劲韧性。比如中国信通院之前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显示，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2019年，报告测算的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1。8万亿美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曾经在沪发布了2020《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根据报告，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竞争力方面，纽约、波士顿、伦敦、新加坡和东京位居前五。

　　

　　

上海社科院已连续四年发布相关报告，这个报告以全球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家、城市和企业数据为基础，全面评价全球数字经济国家、城市和企业的竞争力，勾勒出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发展的全景，具体包含国家、城市和企业三个维度。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已连续四年在数字经济竞争力方面位居全球首位，依然保持着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加坡和中国则位居二、三位，韩国、英国、日本、芬兰、瑞典、澳大利亚、荷兰分列四到十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与美国在数字经济竞争力上的差距呈逐年缩小态势。

　　

　　

在国家榜单前十名中，比特币新闻北欧国家的——芬兰、瑞典占据两席，东亚中日韩三国全部入围。在细分指标方面：

　　

　　

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优势突出，大幅领先美国排名全球第一！但在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竞争力和数字基础设施竞争力方面存在上升空间。数字创新竞争力方面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是芬兰，而数字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均为美国。

　　

　　

从榜单前五名城市来看，与上年相比美国占据的绝对优势有所减弱，由原来的四席变为两席，但美国的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水平整体仍较高，欧洲发达国家在城市创新与人才方面实力雄厚，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城市在基础设施方面后来居上。 在企业层面来看，美国、日本和中国继续成为2019年世界数字企业竞争力的前三强。全球数字企业综合竞争力100强中排名前15位的企业分别是：亚马逊、苹果公司、微软、ALPHABET、脸书、三星、华为、英特尔、费哲金融服务公司、联想控股、腾讯、AT&T、威讯通讯、高通公司和阿里巴巴公司。下面介绍全球数字经济十大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美国数字经济

　　

　　

美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一大国。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一直蝉联全球第一。若从单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美国凭借技术创新突出优势，始终走在全球数字经济最前列，尤其在数字经济规模蝉联全球第一，可见其强大的实力，早在2019年就达到了13。1万亿美元。

　　

早在1998年1月，美国副总统戈尔首次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并在全球引发一场热潮。同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由此，美国正式揭开了全球数字经济大幕。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年间，美国曾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相关举措，引领了数字技术发展潮流，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数字经济领导者，尤其是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为数字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并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发展，引领了世界进入数字时代。当然，这与副总统戈尔有着莫大关系。因为戈尔在全球率先提出了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的概念。

　　

　　

在担任众议员期间，戈尔就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信息高速公路”。尤其当选副总统后，戈尔始终是克林顿政府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核心人物。

　　

　　

1993年9月，美国政府公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开始落地。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核心内容！“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帮助引发一场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为美国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四十年后的信息高速公路完全可与之媲美，甚至更伟大，因为它为美国数字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事实上，作为父子，艾伯特·戈尔和阿尔·戈尔分别在州际公路系统和信息高速公路中扮演了十分关键角色，并且留下一段佳话，令世人铭记。（数据来自腾讯研究院）

　　

　　

　　

美国商务部曾经全球各国政府中数字经济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从1998年到2003年的六年时间里，除2001年之外，美国商务部每年都会发布年度数字经济报告，无疑对于早期数字经济理念的普及起到十分大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1998年《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对我国早期从业者起到十分重要启蒙作用。

　　

　　

美国的数字经济日程

　　

　　

2015年11月，商务部发布《数字经济议程》，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繁荣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该议程主要聚焦4个方面。

　　

1）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全球互联网，将数据和服务的跨境流动的壁垒限制在最小程度的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2）互联网信任和安全。如果企业和消费者不信任互联网的安全和隐私，那么数字经济将无法取得成功。美国企业需要一套能够增进全球信任的框架，以及对美国企业公平的国际规则。

　　

3）互联网接入和技能。美国企业需要完善的宽带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但美国的宽带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超过1/4的美国家庭还不能从家里上网。美国工人要想享受现代化的数字经济的成果，就必须掌握新的互联网技能和手段。

　　

　　

4）创新和新兴技术。技术革新的步伐有增无减，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商务部致力于推动新技术，如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就打破壁垒，解决好长期的政策问题。

　　

　　

　　

在全球各国政府中，美国是最早采用电子政务术语的。1993年9月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创造一个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政府！从繁文缛节到结果导向》中。

　　

　　

电子政务事业由克林顿政府开创，在布什政府得到进一步发展，奥巴马政府把建设重点转向“开放政府”(第一任期)和“开放数据”(第二任期)，以更好服务民众。

　　

　　

奥巴马在《数字政府战略》中说道！“我希望我们每天都问自己，我们怎么才能利用科技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

　　

　　

2013年，奥巴马开启第二届总统任期。美国将电子政务的工作重点由开放政府转向开放数据。2013年5月，奥巴马总统签署执行令《把开放和可机读作为政府信息新的默认状态》，把“默认开放”作为开放数据工作的核心原则。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和其他七国集团(G7)领导人签署了开放数据宪章，提出默认开放数据、注重质量和数量、让所有人都可用、为改善治理发布数据、为创新而发布数据五个战略原则，以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政府开放数据的发展。2014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开放数据行动计划》。

　　

　　

除了开放政府和开放数据外，美国还加快建设数字政府。2012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数字政府战略》，要求政府机构“建立一个21世纪的平台，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该战略提出了四大原则！以信息为中心、建设共享平台、以客户为中心、安全隐私平台。

　　

　　

美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发源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和第一台个人电脑，曾经发明了阿帕网，率先提出数字地球、人工智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共享经济、工业互联网等理念，发现了摩尔定律，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先天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再叠加之高效的公共服务、前瞻的政策，无疑确保了美国20年来的领先地位。

　　

　　

　　

回到上面的蓝皮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数字经济体量位居全球第二，规模为5。2万亿美元。德国及日本位列第三、四位，数字经济规模都超过了2万亿美元，而英国、法国位列第五、六位，数字经济规模都超过1万亿美元。因此，从数字经济规模上来看，美国的数字经济规模是我国的2。5倍，是德国及日本的6。5倍，是英国法国的13倍多。

　　

　　

同其他发达国家及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数字经济规模的领先优势十分明显。比如韩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巴西、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比利时等17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介于100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之间，另外还有24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甚至不足1000亿美元。

　　

　　

实际上，早在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就已达到GDP比重的58。3%，领先于其他国家。2017年，美国地区生产总值19。3万亿美元，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就达到约11。50万亿美元，大约是地区生产总值的60%，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10。11万亿美元，占数字经济规模的88%。美国将互联网技术作为贯穿产业价值链的手段，强调将数字经济作用于各个领域。发挥国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断开拓数字经济应用应用场景，深度布局，由此形成可持续性创新与发展能力，并将规模效应发挥出来。

　　

　　

作为全球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美国以底层技术创新为基础，尤其在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SNS等诸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都在引领全球风潮。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数字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公司几乎天然都是国际化公司，面向全球提供服务，而各国发展程度不一，互联网新服务的普及时间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意味着，更多新的增量市场将为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足够大、足够有想象力的市场空间。特别是从分项竞争力的4个指标来看，美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设施竞争力和数字治理竞争力方面得分都非常均衡。

　　

　　

二、中国的数字经济

　　

　　

尽管美国凭借技术创新优势，数字经济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但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内市场突出优势，尤其是倒逼技术革新与模式创新，数字经济体量已位居全球第二，规模达到5。2万亿美元。领先德国、日本（数字经济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及英国、法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据权威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而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达到28。8万亿元；到了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挺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正不断加深，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电子商务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电商直播、视频直播等带动直播经济全面爆发，二是疫情推动“到家模式”增长，比如生鲜电商、超市到家、社区到家三种模式开始常态化并且争夺传统线下购物市场。

　　

　　

众所周知，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产业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始终也走在全国前列。比如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8。63亿元，增速达18。3%，远超同期GDP增速。江沪浙皖三省一市在全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排名分列第3、第4、第5和第11位，尤其上海、无锡、杭州、苏州、南京在全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排名在前20位。特别是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数字经济总量已接近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近55%。整个“十三五”期间，上海数字经济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

　　

　　

早在2018年，由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领衔的研究团队曾经对外发布《2018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解读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水平、中国数字企业表现。最终排名显示，在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上，美国以84。24的总分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四个分项上得分均位列前茅。中国竞争力水平得分63。05，位居第二。在数字产业单一维度上，中国实力与美国相对接近，动能强劲。新加坡（60。3）、英国（55。4）、荷兰（53。6）分别位列第三到五名。

　　

　　

　　

在与数字经济最为密切的行业企业方面，评出了全球数字企业竞争力100强。结果显示，脸书、Alphabet(谷歌)和三星位列总体竞争力的前三，中国的华为和阿里巴巴进入前十。

　　

　　

蓝皮书显示，从企业数量分布看，美国以29家企业位列第一，在前十名占了6位。日本有20家企业、中国的11家。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付春表示，根据财富500强榜单，尽管中国企业的规模已远超日本，但在创新能力方面，中国在数量上与日本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数字企业的质量和潜力更胜一筹。

　　

　　

在国家竞争力层面，美国数字经济的综合优势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中国在数字经济治理等领域仍然存在竞争力短板。

　　

　　

综上所述，中国数字经济潜力无疑是最大的，未来超越美国是铁板钉钉的时期，只不过时早晚。下面来看一下国际媒体及业内专业人士的观点及看法、评价：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0日报道，专家预计，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大国，中国今后将成为数字技术的输出国，为全人类贡献出中国智慧。

　　

　　

——据之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中国已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和创业生态系统。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数据自动生成，形成了庞大的数据金库。

　　

　　

——中国国家大数据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彭铁元曾经认为，大数据的应用主要还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未来要靠数字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技术平台和加速器”。他重点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大国，在数字服务领域已经实现净出口，并正在改写全球数字化格局，在产业投资、商业模式、数字化治理等多个领域引领全球新趋势。

　　

　　

彭铁元表示：中国的大数据技术和建设经验正走向全球。今后，中国将不再只是劳动力和产品输出国，而也将输出中国的数字技术。

　　

　　

——据德国《资本》月刊网站报道，汇丰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诺伊曼说：“中国现在创新能力很强大，但仍然一直被低估。如果中国人不被允许购买东西，他们就会自己去制造。他们自己制定标准，而且他们有最大的市场。”

　　

　　

　　

——诺伊曼说：“我最近问了一家硅谷公司的总裁如何看待深圳。他回答说，那里的创意转化速度比硅谷快一倍。在人工智能领域，北京有一家公司生产的智能芯片现在也用于自动驾驶。那与我们使用的技术完全不同。这非常有前途，中国正在涌现出大量创意。”

　　

　　

中国为什么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特别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情形下，数字经济被视为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杠杆。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驱动下，工业制造正在构建更加敏捷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根据之前工信部调查显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后，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超30%，运营成本约降20%。

　　

　　

数字化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基础。企业的信息化往往更多在业务层面，而随着设备和生产的连接，制造业企业需要更深入地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积累和数字模型的分析，实现生产过程的最优化。

　　

　　

事实上，数字经济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获得了世界的关注。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早在2016年发布的《数字中国：提升经济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全球占比就超过40％，超过法、德、日、英、美等5国的总和；移动支付个人消费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262家“独角兽”中有1/3是中国企业。

　　

　　

　　

麦肯锡资深董事合伙人、全球研究院院长乔纳森·沃策尔说，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生态系统，依托全球规模最大的本土市场以及充足的风险投资资金，中国企业旧有的效仿西方发展模式已成功转型为创新引领模式，中国已经成为消费者导向型数字经济的全球引领者。

　　

　　

虽然如此，中国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比如工业数字化转型落后于服务业、农业数字化转型缓慢、增速显著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7。8%、工业为19。9%、农业为8。2%，2020年分别为40。7%、21。0%和8。9%。相比之下，工业、农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比较滞后，农业尤为突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经济时报）。

　　

　　

另外，发展数字经济同时，需要警惕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贫富分化加剧。实践已证明，数字化不平等作为一种新现象，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数字经济下如果缺乏监管，容易出现“强者恒强”“赢者通吃”的数据垄断行为，进而带来巨头垄断挤占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市场份额，导致一些民生领域的问题出现，比如失业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对此要加以关注，应具有超前防范意识。

　　

　　

　　

不仅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更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关注如何让更多人在数字化浪潮中享受发展红利，避免“数字鸿沟”出现的风险，防止“赢者通吃”的数据垄断，更要警惕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贫富分化加剧，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新加坡的数字经济

　　

　　

新加坡同样是全球数字经济领先的国家之一，拥有非常规的数字经济水平。 新加坡凭借在东南亚便捷的连通性、一流的营商环境、强大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尤其在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超越最发达国家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新加坡也是亚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数据中心枢纽，为新加坡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特别是新加坡积极构建数字经济行动框架，聚焦数字治理、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数字生活等领域，新加坡雄心勃勃计划是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智慧国”，可见新加坡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实力非凡。

　　

　　

新加坡在数字治理方面， 新加坡的廉洁高效的治理模式为世界各国所称道，新加坡不但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力，而且其背后已形成一套以数据为重要支撑的科学治理系统。

　　

　　

比如新加坡建立了风险评估与扫描系统（RAHS）。基于SARS病毒对国家发展造成的影响，新加坡国防部借鉴美国全景扫描系统（TIA）的思路建立风险评估与扫描系统（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RAHS），进行演练预测疫情，并且帮助新加坡在病毒抵岸到来前的两个月就能够捕捉到疫情暴发的迹象。新加坡启动了“虚拟新加坡”项目。早在2015年，新加坡政府与达索系统、西门子等多家公司合作，完全依照真实物理世界中的新加坡，打造一个汇集所有物联网传感器的大型城市数据模型。平台于2018年面向政府、市民、企业和研究机构开放，广泛应用于城市环境模拟仿真、城市服务分析、城市规划与管理决策、科学研究等领域。

　　

　　

新加坡在数字产业方面，新加坡在ICT技术上的积累让其拥有足够的底气开展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且通过连续性的政策，推进创新技术商业化，最终实现新加坡产业“数字化”。

　　

　　

新加坡在2016年，提出涵盖能源化工、航空业、医疗保健、金融、教育等23个具体行业的转型措施及发展目标，并成立未来经济署（Future Economy Council）来负责整个蓝图的制定和执行。政府通过一部分财政经费多管齐下，实行针对性的援助计划，具体涉及企业国际化发展减免税，小企业和创业公司创业减免税，相关行业专业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等。2018年，新加坡又推出“服务与数字经济蓝图”，重点提升新加坡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创新能力。

　　

　　

新加坡启动了Start Digital项目。他们雇用了全国2/3的劳动力，贡献了近一半的GDP。但95%的中小企业未雇用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其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新加坡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Start Digital项目，包括五类企业基础数码方案，分别是会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数码交易和网络安全。

　　

　　

　　

新加坡成立“数字产业发展司”。2019年6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企业发展局和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联合成立Digital Industry Singapore（简称DISG），协助新加坡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领域企业进入亚洲市场，推广新加坡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云端科技等领域解决方案。

　　

　　

新加坡发放了数字银行牌照。尤其在金融科技浪潮的推动下，传统银行的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新加坡积极推进虚拟银行的落地，开放数字全银行、数字批发银行牌照申请。截至2019年底，新加坡共收到21份牌照申请，包括亿联银行、翰德集团、蚂蚁金服在内的多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另外，新加坡努力发展为亚洲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新型数字金融中心，颁发数字货币经营牌照。2019年10月，瑞士数字货币银行Sygnum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颁发的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并获得了包括新加坡电信集团在内的风险投资约6100万美元。

　　

　　

新加坡在数字贸易方面，可以说贸易始终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基石，新加坡政府正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在贸易和商业中部署数字技术，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便利服务贸易。从九品参与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数字贸易壁垒和跨境支付困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尤其在2018年2月新加坡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主导的跨境隐私规则（CBPR）体系。2018年3月再次参与推进的《东盟-澳大利亚数字贸易框架倡议》达成，致力于消除两国之间的上述障碍，寻求更大程度的互联互通，为电子商务、数字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管理制定法律框架和标准。

　　

　　

新加坡搭建了NTP（互联贸易平台）。早在2016年，新加坡政府设计了更开放的、数字化的NTP，取代用于贸易相关申请的TradeNet（贸易管理电子平台）及用于连接贸易和物流业的TradeXchange（商贸讯通平台），目的是驱动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新加坡在数字生活方面， 新加坡政府广泛应用数字和智能技术，实施国家数字身份、电子支付、传感器平台、智慧交通、生活时刻、数码平台等六大关键的国家战略项目，尤其加快步入“数字化生活”，其背后透露出新加坡政府推动国家计划的务实性格。

　　

　　

综上所述，新加坡政府身体力行，加快推进“智慧国”建设，以“有用”为标准，探索治理新方式，走出了一条特色的数字化发展道路。

　　

　　

　　

新加坡的做法很多国家去学习、去借鉴：

　　

　　

首先新加坡极为重视城市的智慧治理。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建立可实时感知可历史溯源的系统，前瞻构建风险评估体系。

　　

　　

其次新加坡十分重视产业数字化转型。新加坡大力推出能感知、有温度的措施，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提升产业链韧性，争取弯道超车，新加坡敢于打破空间及产业界限，重新定义产业生态。

　　

　　

再次是新加坡十分重视数字贸易及战略应对。他们不断拓宽朋友圈，打破数字贸易定义乱、规则缺、标准无、共识少的局面，从贸易规则的跟随者转变为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者。

　　

　　

最后是新加坡十分重视将数字经济融入民生，尤其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特别以数字为核心，用心、用情、用智慧，开辟“数据惠民”之道。

　　

　　

新加坡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有一个故事令我国老百姓十分自豪：就是在2017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演讲中提到，新加坡人口密集、网络系统发达、民众也了解数字科技，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实现“智慧国”的愿景。

　　

　　

但是，新加坡在数个相关领域，依然落后于其他国家。在演讲中，李显龙提到了一个令他触动颇深的故事： 几年前，新加坡时任人力部长林瑞生在上海街头看人们排队买栗子，每个人都只是晃了一下手机，没付现金就拿栗子走了。林瑞生当时以为这是有什么特别优惠，但轮到他买栗子时才发现，是人们在用微信支付扫描小贩的二维码付款，这让林瑞生感觉自己在中国人面前像个“乡巴佬”。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文章中描述，数字发展领域的巨变意味着过去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渐转为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跃迁式发展，而不必按部就班地因循守旧。文章特别以中国贵阳为例：这座“偏安西南”的城市与沿海城市相比，财力和人力均不占优势，却“独树一帜地引领中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前沿”。“究其原因，是智慧国的‘玩法’彻底变了，政府不再是唱戏的主角，企业才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键力量。”

　　

　　

四、韩国数字经济（全球排名第四）

　　

　　

韩国是数字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曾经排名全球第四的位置。 韩国政府2020年曾经宣布，韩国计划至2025年，以数字化、绿色化和稳就业为方向投入约76万亿韩元（1美元大约合1207韩元），建设大数据平台、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发展“非接触经济”，推动社会间接资本的数字化发展，克服疫情影响，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

　　

　　

　　

韩国的系列政策共分两个阶段，从2020年至2022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韩国政府计划投入31。3万亿韩元，计划创造约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数字化方面投入13。4万亿韩元，计划创造33万个就业岗位；具体措施包括扶持数据、网络、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在中小学教室覆盖无线网络，淘汰替换老旧笔记本电脑、打造远程教育和非接触医疗基础设施，对18余万套老旧公租房、托儿所、卫生站、国立中小学及幼儿园进行环保改造等。 第二阶段从2023年到2025年，韩国政府计划投入45万亿韩元。

　　

　　

五、英国数字经济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之前统计显示，数字经济已经超越制造业、采矿、发电等工业部门，成为英国最大经济部门。彭博社之前报道称，由媒体、互联网和电影、音乐、广告等创意产业所构成的数字经济已成为英国最大的经济部门，占去年英国经济增加值总额的14。4%。特别是英国数字产业增长4。6%，是GDP增长速度的三倍多。

　　

　　

　　

英国的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曾经把数字经济划分为九个子行业：电子产品和计算机制造；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批发；出版（不包括笔译和口译）；软件发布；电影、电视、视频、广播和音乐；电信；计算机编程、咨询和相关活动；信息服务活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维修。根据DCMS测算，早在2018，英国数字部门增加值为1490亿英镑，占经济总增加值（GVA）的7。7%。

　　

　　

英国政府早在2015年就出台了《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英国倡导通过数字化创新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把英国建设成为——未来的数字化强国。尤其是2017年3月，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对打造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和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周密的部署，英国提出把数字部门的经济贡献值从2015年的1180亿英镑提高到2025年的2000亿英镑。尤其在英国面临脱欧困扰之际，英国政府依然坚定推动数字战略再升级，透露出英国其对数字经济的巨大期待和决心。

　　

　　

六、日本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建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等制造业根本性变革基础之上的概念创新，是对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新能源、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全新整合与集成应用，以形成高效率、低能耗的全新生产方式及分配方式。数字经济的迅速膨胀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很快就引起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警觉和高度关注，数字经济治理也因此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范围，并一举成为牵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热门议题。

　　

　　

　　

日本历来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传统，并强调数字安全问题。早在1967年，日本总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就推动设立了非盈利性的日本信息处理会社，以支持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该机构长期致力于研究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安全与隐私问题，并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个人隐私的产业标准的制定。

　　

　　

2011年，日本信息处理会社重命名为日本促进数字经济和社区发展研究院（JIPDEC）。日本于2014年率先制定并实施了《数字安全基本法案》。该法案把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与义务落实到各级政府，还规定电力、金融等民间重要基建企业与机构应就政府制定的措施等予以配合，并明确了政府应对中小企业的网络安全措施提供必要的协助。日本政府还于2015年专门成立了隶属于内阁的数字安全战略小组，以制定国家数字安全战略。

　　

　　

值得一提的是，安倍晋三在2019年初的达沃斯演讲中，首次透露了日本在数字经济治理领域的“宏大政治视野”，之后，他又将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与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牢牢绑定。借助成功举办2019年G20大阪峰会，日本正式走到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前台，并试图扮演引领性的角色。

　　

　　

日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布局已日渐清晰：

　　

　　

首先是日本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战略理念，意图借助多边或全球外交舞台推广自身理念，并竭力将其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性规则。日本对数字经济治理主要强调“三化一可”的理念性原则，即“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以突显日本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之重要特征。

　　

　　

其次是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日本还独辟蹊径，与美国率先达成了双边性质的所谓高标准且全面的“数字贸易协定”（2019年10月7日于华盛顿签署）。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公布的成果清单显示，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主要涉及以下六大领域：（1）禁止对以电子方式传输的数字产品，如视频、音乐、电子书、软件和游戏等征收关税；（2）确保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包括税收措施的覆盖；（3）确保所有部门的无障碍跨境数据传输；（4）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包括对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要求；（5）禁止任意访问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6）确保公司在产品中使用创新加密技术的灵活性。

　　

　　

　　

再次是加强日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为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奠定重要的知识储备与制度准备，即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值得一提的是，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的技术就是ICT，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兴领域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数字经济已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日本在ICT等核心技术领域保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这也是支撑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尤其对外而言，日本视数字经济为其新时代追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对内而言，数字经济为其实现经济复苏、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路径，是日本经济重拾泡沫破灭之前那段辉煌历史的希望所在。日本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目的：

　　

一是日本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并试图“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形象。一方面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为切入口，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乃至战后秩序的改革与重构；另一方面日本以数字经济为切入口，构建新的“日美欧”三边抑或是小多边经济治理“同盟体系”。

　　

　　

二是日本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

　　

　　

事实上，日本在数字经济领域有一定积累，同时日本希望借数字经济议题大展拳脚，促进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同时，在国际场合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七、芬兰数字经济

　　

　　

欧盟委员会曾经发布了2019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ESI），结果显示，根据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制定目标并做出相应投资的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更好业绩。但欧盟不是数字领跑者，为保持全球竞争力，欧盟必须加快数字转型。

　　

　　

　　

2019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主要从5个领域评价，分别是固定宽带、移动宽带、快速和超高速宽带的连接和价格；劳动力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和高级技能；公民对互联网服务和在线交易的使用；企业数字化和电子商务；数字公共服务。在欧盟数字经济排名中位列前三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荷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波兰得分靠后。可见，芬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是欧洲领先水平，实力不容小觑。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该报告指出，世界各国正积极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尤其以美国、中国、日本、韩国、芬兰等为代表的国家已相继布局6G的研发，可见芬兰仍然是全球6G的先发国之一。另外，芬兰和意大利在欧洲分配5G频谱方面处于领先水平。芬兰在数字公共服务的使用方面，包括电子保健和电子政务，芬兰和爱沙尼亚得分是最高的。芬兰在欧洲女性参与数字经济方面得分也是最高的。

　　

　　

八、瑞典数字经济

　　

　　

《瑞典日报》2020年之前的报道，瑞典在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芬兰。该报告指出，瑞典上网用户大量增加，技术水平居于前列，在欧盟国家数字化排位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央行曾经宣布，该行已开始测试一种央行数字货币，这意味着该国向创建世界第一个央行数字货币又迈进了一步。据外媒报道，瑞典的传统法定货币是“克朗”，这一央行数字货币名为“e克朗”。瑞典央行表示，如果e克朗最终进入流通领域，它将被用来模拟日常银行活动，如支付、存款和从手机应用等数字钱包中取款。

　　

　　

九、澳大利亚数字经济

　　

　　

　　

澳大利亚曾长期致力于数字经济建设实践，并将自己界定为数字时代的全球领导者，澳大利亚正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时代经济转型优势，推动国家创新和繁荣。

　　

　　

　　

澳大利亚正致力于在数字贸易中改善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增加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尤其鼓励世贸组织成员国开展数字贸易便利化的合作。澳大利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互联网产业化发展应用的政策文件，包括很早之前2009年发布的《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未来方向》及2011年发布的《国家数字经济战略。